新疆空管局空管中心区域管制中心开展管制教员模拟机考核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药品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确保合理用药，是保障公民健康权的重要制度，基本医疗卫生法应当规定基本药物制度。

穆斯林社会究竟应采用何种国家模式，人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其中以下几种主张具有代表性。在这种体制下，行政与司法不分，伊斯兰法作为最高权威，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应遵循伊斯兰法，哈里发不得专断独裁，必须受伊斯兰法的约束。

因为他们不具有神性，只是世人中的一员，更不能以安拉使者的身份发号施令。然而这种理想的权威模式标准过高，穆罕默德逝世之后，便意味着这种权威的失落，后世大多数的哈里发都不具备穆罕默德那样的品格、才能，更不用说那样独特的神圣地位了。这一时期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向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宪政运动和立宪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操纵。关于哈里发资格和权能问题，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中曾经成为重要的论题。(一)关于国家世俗化问题 18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努力已经导致了国家和社会渐趋世俗化。

此外，还有个别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没有制定宪法，《古兰经》实际上发挥着宪法的功能。这部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因此，明确不予处罚的要件内涵可以有效的防止行政机关做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恣意。

[32]因此，行政处罚无疑是具有惩罚性的。（一）违法行为轻微 轻微，从词性上来讲是一个副词，通常用来修饰某一个动词或者名词数量少或者程度浅。[14]如在陈侠与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处罚上诉案中，一审法院认为： 陈侠曾到北京等有关单位去信访，因扰乱单位或公共场所秩序，于2013年1月至8月多次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和治安拘留。[48] 这里仅指《行政处罚法》27条第2款的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故被上诉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对第三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裁量并无不当。[40] 梁仕成《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必须具备法定条件 ——从该免予处罚,还是从轻处罚一文说开去》，《中国工商报》2012年4月17日。

然而，仔细分析立法目的就会发现，第1条中的目的规定是有顺位的，即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这一目的是先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的，此外，《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与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1]处罚法定要求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所谓共益原则系指透过法规要求人民对于公共利益有积极贡献的行为，若无此种积极作为，即属于违反法律义务，例如所得税的缴纳。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对这三个要件具体内容的确定需要通过具体的个案加以填充和明确。

然而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此款规定的三个要件其实是有着相当大的语义空间的。[36]在文明国家，任何合理的制裁都必须考虑到行为人的责任能力。行为按照刑法规定本来构成犯罪，但立法者法外开恩，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作为犯罪处理了。认为《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2款中的不予处罚是指行政机关考虑到某些法定情形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人不适用行政处罚的情况，从而避免处罚过度适用，造成执法疲软。

[45]社会危害性是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共同具有的特征，而二者的区别在于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不同。该案中，曹伟程的土地违法行为是客观存在的，毫无疑问违反了该条规定，破坏了土地管理秩序，侵害了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因此可以认定为危害后果已经发生，但是其在市国土资源局向其发出《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之前就已经拆除了违法建筑，恢复了土地原状。

[6] 王利明：《论法律解释之必要性》，《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第93页。对于行政机关，它涉及到究竟何种违法行为应当做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

即使人们有这种预见能力，也不可能用没有任何歧义的措词来把这些情况都包括进去。[22] 本案中，法院认定违法行为轻微的标准是没有违反禁止性规定，仅仅违反了有关程序性的规定。你问我什么是文化，我反而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对此，省工商局在其《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办案机构复核意见或者听证主持人听证意见中亦认定祥和泰公司社会危害性较小。此条的规定也体现了处罚公正原则，同时有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目的的实现。对于此问题的学理上的争议在前文已经有所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15] 本案中，法院之所以认定陈侠的所作所为不符合违法行为轻微的规定，就是根据陈侠2013年9月份以来多次前往北京市到国家信访局、天安门广场、联合国人权开发署等处扰乱单位秩序这一事实。[19] 该案中，法院将是否具有主观恶意作为不予处罚的考虑要素，但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在考量行为人的主观要素时是结合所涉法律的立法目的进行的，即倘若立法目的所要制止的是恶意的行为，那么对行为人主观要素的考量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43] 如陈兴良教授指出：情节显著轻微这个但书是一个除罪的规定，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可罚的违法性这样的概念，把违法性分为可罚和不可罚，不可罚就不是犯罪。对于行政相对人亦或是普通民众而言，它直接影响自己对违法行为的预期。

前者指，法规系基于该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法益或公共利益上的侵害，故透过法规禁止之，例如任意弃置有害事业废弃物的处罚。而持相反意见的学者给出的理由大多是认为刑法上的罪过原理可以并且应当适用于行政违法行为的认定。

[42] 肖金明：《行政处罚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即，这种已经产生了危害后果但又在行政机关做出处罚决定前及时纠正并且恢复原状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依然被视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19]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3]苏知行终字第0004号）。[6]囿于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字本身的功能局限性，无论立法时表述的多么完备，都难以涵盖所有的生活情状。

该案看似与前述江苏祥和泰纤维案中法院的做法并不相同，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者的裁判思路其实是一致的。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在法定的处罚幅度范围之内，没有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形。

市国土资源局发出上述通知书的行为符合《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说明市国土资源局对于曹国申、伍耀坚的举报经调查已履行立案调查曹伟程违法占地行为的法定职责，并依法作出了相应处理。然而，在曹国申等诉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履行行政处罚法定职责案中，却出现了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形。

《产品质量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便是明确产品质量责任。进一步阅读章剑生：《罚抑或不罚？-基于行政处罚中‘首次不罚制度所展开的分析》，《浙江学刊》2011年第2期，第47-51页。

3.行为仅违反程序性规定的 王品朝诉临安市林业局林业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鉴于曹伟程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并向村集体作出租金补偿，市国土资源局由此不予行政处罚是否恰当的问题，市国土资源局依据的是《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曹伟程及时纠正违法行为的情形符合该规定。行政处罚通常并不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为基本要件，而以行为人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为基础。与刑法上的不认为是犯罪相比，二者仅在违法行为的度上有所区别，在质上皆属不具有可罚性的违法行为。

在本条但书中规定的情形究竟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学界尚存争 议。此外，根据《商标法》第一条的规定，该法不仅要保障消费者的利益，还以保障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目的。

[18] 可进一步阅读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上卷第363页。在刘立公案中，法院之所以将主观要素排除出入罪的考量要素，是基于商品责任是无过错责任这一前提的。

在判断何为及时纠正时，司法实践表明，只要在危害后果尚未发生之前进行纠正的均为及时，而纠正是指将被破坏的秩序恢复到违法行为前的状态。倘若是危害结果已经发生之后积极采取措施及时纠正的，虽然能够反映违法行为人的悔罪态度，但此时仅能将其作为一个量罚因素考虑。